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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究“人情化”與地方性的傾向
戰后的講究“人情化”與地方性的傾向同下面將要談到的各種追求“個性”與“象征”的嘗試，常被統稱為“有機的”建筑或“多元論”建筑。其設計方法是戰后“現代建筑”中比較“偏情”的方面。“多無論”按挪威建筑師與歷史學家諾伯-舒爾茨的解釋是“以技術為基礎的形式主義”，“其對形式的基本目的是要使房屋與場地獲得獨特的個性”。可見他們是一些既要講技術又要講形式，而在形式上又強調自己特點 傾向。這些傾向的動機主要是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理性主義”所鼓吹的無條件地采用與表現新技術以及在形式上的雷同反抗。
講究“人情化”與地方性的傾向最先活躍于北歐。它是二十年代的“理性主義”設計原則結合北歐的地方性與民族習慣的發展。北歐的工業化程度與速度不及產生二十年代“現代建筑”的德國和后來推廣它的美國那么高與快。北歐的政治與經濟也不象它們那么動蕩，對建筑設計思想的影響與干擾也不那么大。此外，北歐的建筑一向都是比較樸素的，即使在學院派統治時期。也不是現代怎么夸張與做作的。因而，他們能夠平心靜氣地使外來經驗結合自己的具體實際形成了現代化的具有北歐特點的“人情化”與地方性的建筑。
“地方性”自五十年代末在日本也很流行。五十年代中葉以后，日本在探求自己的地方性方面也作了許多嘗試，其中不少還帶有一定的民族傳統特色。當時日本的經濟已經恢復得不錯，并正在趕超西歐而大有起色，建筑活動十分頻繁。以丹下健三為代表的一些年輕建筑師對于創造日本的現代建筑很感興趣。丹下健三本人也是在設計縣政府新辦公樓中進行了不少嘗試。
六十年代起，隨著第三世界在政治與經濟上的獨立與興起，第三世界的“地方性”戰后顯得特別活躍，特別是在居住建筑方面。它們的建筑，無論是自己設計的，或外國人為它們設計的，大多從規劃、設計到形式都特別考慮到當地的氣候與生活習慣。在現代化的地方性與民族性中做出不少成績。
近十多年來地方性的傾向越來越流行。它在英國、美國、意大利等先進工業國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各國與各地均有它自己來自地方與當地民族習慣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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